一、 体系与业务融合不深，“两张皮”现象凸显
部分国企的合规制度设计缺乏针对性，未能围绕核心业务领域的风险特性细化操作规范。合规要求往往未嵌入业务全流程的关键节点，导致在重大项目决策、合同签订等环节存在流程脱节或形式化问题。此外，一些企业将合规建设等同于“纸面合规”，虽然发布了繁杂的制度文件和“三张清单”，但内部可能存在冲突，员工对制度不熟悉甚至无人关注，使得合规管理停留在表皮层。
二、 审查机制运行受阻，责任传导出现断层
在实际操作中，落实“三道防线”协同运作面临较大挑战。一方面，业务部门合规意识薄弱，长期依赖法务或合规部门进行审查，容易因业务压力妥协或将压力转移；另一方面，跨部门流转时常常出现会签部门“只签不审”的情况，导致实质审查责任最终都落在了法务/合规部门身上。同时，由于监督考核机制设计粗放，合规指标权重偏低且缺乏量化标准，难以对员工行为形成有效约束，削弱了全员参与合规的积极性。
三、 外部机构介入受限，监管标准动态多变
许多国企习惯通过招投标聘请律所等第三方机构提供合规服务，但外部团队受限于项目周期（通常仅4-6个月），难以真正了解企业的业务与管理全貌，导致知识转移不畅，体系建设效果不明显。更为棘手的是，部分领域（如大宗商品贸易中的融资性贸易认定）的政策弹性空间大，不同监管部门（如国资、审计、税务）的理解和标准不一。第三方机构出于自身合规考量，只能机械套用条文给出保守意见，难以在灰色地带为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业务空间。
四、 支撑保障基础薄弱，人才与技术双重短缺一是专业人才匮乏。多数国企法治人才储备严重不足，现有人员多为“半路出家”，在处理复杂合同审核、重大法律支持时难以提供精准高效的意见，且存在“招不进、留不住”的现象。二是数字化赋能不足。部分企业的合规信息系统功能仅局限于文档存储和流程审批，缺乏风险自动预警、智能法规检索及合规数据分析等智能化手段，导致事前预警依赖人工经验，事中处置效率低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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